“中國崛起／China’srise＂之修辭分析

[摘要]我國對外交流中頻頻出現的“中國崛起／China’Srise”一說，究竟在國際受眾中產生了什么效果，又是如何產生這些效果的?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對此缺乏應有的關注。作為一個典型的話語構筑，“崛起／rise”投射出實力日益強大、地位日漸上升的中國形象，無疑極大地增強了國內受眾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然而對于多數國際受眾而言，傳達的則是格局變動、利益洗牌的信號，是對既得利益的威脅。本文通過對“崛起”和“rise”在各自文化中的含義進行修辭分析，結合當代西方主流媒體對“China’Srise”的報道，指出二者的不對稱性。鑒于“rise”在國際話語中已具有明顯負面聯想，且對“中國威脅論”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國對外交流有必要實行語言上的韜光養晦，慎言“崛起”，多談“發展”。

 

[關鍵詞]修辭；中國崛起；中國形象；發展

 

“中國崛起”是當前我國國家形象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也是當前國際政治界與學術界的一個當紅話題。打開世界各大媒體，有關“China’Srise”的報道和評論鋪天蓋地；國際學術界近年來針對這一話題的專著和論文更是汗牛充棟。

 

在我國國內，這一話題也同樣炙手可熱。人們津津樂道的不僅有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崛起，還有“西部崛起”、“中原崛起”、“江西崛起、”“海西崛起”等各種各樣的崛起。這種非同尋常的熱情甚至輻射到了國界之外——斥巨資打造國家形象片并在美國紐約時代廣場播出，以名人面孔展示我國從科技到體育、從金融到藝術等諸多方面的成就；學者們紛紛“走出去”或“請(外國學者)進來”，參加各種以“China’Srise／中國崛起”為主題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與各國學者共議“中國崛起”大計。

 

在如此聲勢浩大的“中國崛起”熱背后，有幾個重要的問題未能引起學者們足夠的重視和思考。例如“China’Srise”這一說法，究竟在跨文化受眾中產生了什么樣的效果?“China’srise”對“中國威脅論”的推波助瀾、對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該用何種話語策略加以化解?對于“崛起”和“和平崛起”這樣的中文核心概念，該如何翻譯?我們在對外交流時，面對“中國崛起／China’srise”論在國際社會中造就的具有威脅、不可信任的中國形象，疏于應對或無法應對，已經成為影響當前我們國家形象的重大問題。

 

本文運用西方修辭(rhetoric，即被廣泛理解為“通過象征手段影響人們的思想、感情、態度、行為的一門實踐”，與傳統漢語語境中主要指對辭格和文體風格的研究的“修辭”有所區別)理論，分析國家形象的話語內核，探討“崛起”與“rise”在各自文化中的不同含義，對如何應對“China’Srise”一說造成的負面印象，以及在對外交流中如何翻譯“中國崛起”提出建議。

 

一、“中國崛起／China’Srise”的修辭本質、動機和效果

 

《說文解字》對“崛”的解釋是：“崛，山短高也。從山，屈聲。”用作動詞時，往往表示如短高之山，慢慢從大地上突起高聳，是一個緩慢而穩健的動作；而根據Merriam—Webster在線詞典，“rise”的第一義項是“toas一SHineanuprightpositionespeciallyfromlying，kneeling，orsitting”。由此可以看出，不論是“崛起”還是“rise，都首先指某種具體、有形之物(如山或人)的物理位置的上升。“中國崛起／China’Srise”是以實代虛，將國家當成一個具體有形之物來談論其形象變化，及其地位、權力的變動，這是個不折不扣的隱喻，因為“國家”并非由地域、人種、歷史事件等非話語因素構成的明確、穩定的實體。當代西方關于“國家觀念”的主流觀點認為，民族(國家)是一個“存在于想象當中的政治共同體(animaginedpoliticalcommunity)”[23。人們對民族(國家)的理解和想象，是“在包括大規模流通的印刷品、新聞、歷史敘事、地圖、博物館陳列乃至日常話語交流等象征手段在內的各種因素的誘導下油然而生的一種感覺和信念，因而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特殊的宏觀修辭作用”，是一種具有動態特征的修辭構筑。

 

如果“國家是修辭構筑”，那么“中國”也必然是一種修辭構筑。正如美國學者布魯斯·卡明斯(BruceCumings)最近指出的那樣：“對美國人而言，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隱喻”_3J。但這個隱喻在西方一直以來都談不上正面和積極——除了“歷史悠久”、“神秘莫測”外，“落后”、“缺乏民主”、“缺少啟蒙”是西方對中國的主要印象。通過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媒體宣傳等修辭手段造就的這種中國印象，雖然與中國的實際相去甚遠，卻幾乎根深蒂固。

 

“中國”與“崛起”兩個隱喻疊加而成的“中國崛起／China’srise”，更是修辭的產物。以“China’srise”概念在西方話語中形成過程的三個重要話語事件為例。1993年，世界銀行公布了“中國經濟實力排名世界第三”的報告；威廉·奧弗霍爾特(wi1liamH．Overhoh)出版了TheRiseofChina：HowEconomicReformisCrea—tingaNewSuperpower一書；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olasD．Kristof)發表了China’Srise一文，這三份材料在西方媒體和學術界掀起了軒然大波。_4通過信息選擇和話語策略的運用，它們成功地構筑起一個與以往大不相同的中國形象——經濟實力甚至整個國家能力能與西方“平起平坐”的競爭對手。以世界銀行的這份報告為例。借用了“世界銀行”的機構權威，套上了“客觀”、“實事求是”的報告“外衣”，使得其中的“中國經濟崛起”觀點不僅吸引眼球，也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報告以購買力平價(PPP)標準來計算得出中國驚人的“經濟總量”，但對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經濟結構、人才儲備等更為重要的方面則語焉不詳。這種以偏概全，本身就是個典型的提喻(synecdoche)，是典型的修辭。正如20世紀西方著名修辭大師帕爾曼(ChaimPerelman)所強調的那樣，“所有的修辭都是帶有選擇性的(allargumentisselective)”_5J。以改變自己或他人的態度、情感和行為為目的，有選擇地展示或隱蔽某些事實，選擇內容組織形式和言說方式，這種取舍本身就是修辭。從這個意義上說，提出“中國崛起／China’Srise”是個典型的修辭行為，“中國崛起／China’srise”則是通過話語精心構筑起來的一種想象。

 

當然，任何一個修辭行為，都以某一修辭目的為先導。西方話語中的“China’Srise”，也往往有其未必形諸語言卻無可懷疑的動機。例如，雖然奧巴馬和霍華德等大國政要曾多次公開表示對“中國崛起”的贊賞和支持，但對這類溢美之詞的理解必須與說話者本身的身份、言說的時機與場合等進行綜合考慮才有可能——他們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們在公共場合的一言一行受到許多限制——本國與中國的利益關系、以往政府的對華政策，甚至國內特殊時期的政治需求(如大選、經濟蕭條)，等等。他們在公開場合表示出的支持贊賞，其實是一種八面玲瓏的外交辭令，是著眼于這一做法可能帶來的好處而做的修辭安排：(繼續)取得中國的好感；刺激本國國內反思自身的問題并加以改進；轉移國內輿論焦點，轉嫁民怨目標；迫使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等等。這些都將使西方受益，同時也為“中國威脅論”提供依據，為國內外受眾接受將來可能出臺的遏制中國的政策預先創造有利的心理狀態。總而言之，他國政要不論以何種方式表達對“中國崛起”的贊許，其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本國國家的根本利益。因此一旦形勢需要，他們會悄然改變口徑和做法，并為這一新口徑、新做法尋求合理的解釋。

 

除了政要，西方另一個討論“China’srise”話題的群體是學術界。作為西方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學術界并不能自外于西方社會的各種利害關系和沖突。政治對學術的持續滲透，學術與經濟的關系13益密切，使得學術討論的動機13益復雜。正如邱恒明在評述英國財經記者戴維·史密斯(DavidSmith)的著作《龍象之爭》時所說，“西方學者或記者著述中印崛起類話題，都是以他們國家的利益為基礎，為西方的企業和政要們出謀劃策”_6J，他們的本意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為中國政府、企業或民眾提供建議和幫助。西方也不乏一些有遠見、不為意識形態所累、思想開明的學者，他們對中國的現狀和發展提出的友善的批評和建設性的意見很值得我們參考借鑒。但我們也必須清楚，誕生于西方文化之中的學術作品，訴諸的是西方受眾，滿足的是西方的需求，如何為我所用需要智慧。

 

無論對于西方的政要還是學者，“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一個比較穩定的共識，并在國內外受眾中產生了預期的效果。例如，導致了“中國威脅論”長期以來甚囂塵上，并已散播到越來越多的國家；一些國家的行政部門借此加大對中國經濟的兩反調查；“崛起”論甚至改變了許多中國人自身對中國的認識，認為中國已然是世界公認的大國，甚至超級大國，產生了“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的盲目自得心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方的“China’srise”論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修辭行為。

 

二、如何應對國際話語中的“中國崛起／China’srise”論

 

給西方可能帶來諸多好處的“中國崛起／China’srise”論，對于中國來說卻是個真正的威脅。如何應對這一論點，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威脅論”，對我們是個巨大的挑戰。要迎接這個挑戰，首先應具備批評精神和反思能力，在國內外如火如荼的“中國崛起／China’srise”熱中保持冷靜，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追捧。如果我們對“China’srise”大聲叫好，對西方生產的“中國崛起”類的著述只有“覓得知音之感”，不加批判、毫無保留地向國內推薦，則我們就將完全受制于人，談不上有任何作為。

 

其次，我們應找出在“中國崛起”這個至關重要的議題上，我們為何一直陷于“批評一解釋一批評”的被動局面。正如上文所說，“中國／China”、“中國崛起／China’srise”都是修辭構筑，對于什么是真正的“崛起”，從來就不存在一個穩定不變的共識定義，而是存在各自不同、但都具有說服力的多種理解。“崛起”和其他任何關鍵概念一樣，也具有內在的爭議性。例如就經濟崛起而言，存在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兩種完全不同的衡量標準；就國家的全面崛起而言，更是存在多種版本的標準。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RossTerril1)提出的四個標準就很值得那些中國崛起論者借鑒。他認為，如同崛起了的美國一樣，中國要成功崛起需要滿足四個條件：向世界提供價值觀，全球軍事能力，經驗的歷練，與其他文化交流的能力和意愿。而這四個條件中國目前均不具備，離崛起還有很遠的距離。"無獨有偶，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鄭永年也認為，目前中國的崛起只停留在經濟層面上，而對于一個仍舊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說，單純的經濟增長遠遠無法支撐這樣一個深刻的進程，只有當中國實現了經濟、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崛起之時，才算真正的崛起。由此可見，“中國崛起／China’srise”是個不折不扣的修辭命題，存在極大的爭議空間。但遺憾的是，在美國發起的“China’srise”大討論中，中國沒有發出自己應有的聲音，沒有提出有足夠說服力的理由來挑戰這個命題。正是這種異議的缺失，使“中國崛起／China’srise”得以從一個具有爭議性的陳述自動上升為事實。

 

中國在這個話題上的失語的原因有很多，但觀念的滯后是根本的。“身正不怕影子歪”、“事實勝于雄辯”、“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強國無外交”等觀念仍在國內大行其道，不少人認為，只要我們國力強盛，就會自然而然為他國所贊賞；只有我們有足夠的誠意和耐心，就一定能為國際社會所接納，實現和平崛起；認為存在著一個“客觀、真實的中國”，我們應該致力于向外展示的正是這樣一個而且也是唯一的中國形象，西方即使對我們進行了妖魔化，真相也終將大白于天下，等等。在這些觀念的影響下，我們任由他人塑造和改變中國形象而在話語上無所作為。這種無所作為的代價就是，如果當前要挑戰和改變“中國崛起／China’srise”的事實地位，我們就不得不負起完全的舉證責任，以國際受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和認同的道理，證明中國的崛起是一種和平式的發展。以我們目前對西方的了解程度來看，要完成這項任務，無疑困難重重。

 

但我們未必無計可施。西方修辭傳統雖然提供了確立“中國崛起／China’srise”論所需要的資源和策略，但同時也提供了對其進行質疑、挑戰和解構所需的資源和策略。雖然西方主流社會認可的是不可信任、具有危險的中國形象，但和任何一個正常運作的社會一樣，西方社會也并非鐵板一塊。由于意識形態、利益、族裔、社會階層、受教育程度等等的差異，針對中國(或者其他任何一個話題)，西方社會內部一向存在著各種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西方的話語實際上是是米哈伊爾·巴赫金所說的“混雜語言(heteroglossia)”，話語權一直處于分裂狀態。西方社會內部的“中國友好論”、“中國和平論”以及對“中國崛起論”的批評反駁等非主流聲音，也同樣得到了西方社會的授權，借用的是西方認可的權威，遵循的是西方的話語規范，對西方受眾尤其具有說服力，因此完全可以為我所用，用以推進我方立場。

 

又如，我們完全可以在西方修辭的“爭議點理論”啟發下，找到“中國崛起／China’srise”論的爭議點，進行有理有節的批駁。針對“中國經濟總量的急劇增加”這一爭議點，我們可以首先考察對方使用的各種數據、事實是否真實存在。因為西方一貫認為“數據是可操控的(figurescanalwaysbemanipulated)”，我們還應注重在這一操控過程中是否有違反常規慣例的做法。例如前面提到1993年世界銀行公布，以PPP計算，中國大陸GNP為2．35萬億美元，人均GNP為2040美元，同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樣以PPP計算，卻得出中國大陸的實際GNP為1．6萬億美元，人均GNP為1450美元。兩組數據差別之大，足以說明在相關數據的采用和計算上存在著重大問題。如果有關數據事實存在并且合乎慣例，我們則可以在“什么是崛起的標準”這個話題上做一番文章，力圖對這些數據和事實下一個更有利的定義(如不是“崛起”而是“發展”)。如果這一點沒什么爭議(如關于崛起，國際上已經有了十分一致的標準)，我們還可以從各種相關情況找到對自己有利的各種說法(在冷戰結束世界多極化發展的今天，中國的崛起對全球來說利大于弊)。如果以上都沒有重大爭議，那么我們就可以將話題集中在“什么時間、場合或機構是討論中國崛起的恰當時間”上(如“中國的發展道路很特殊，可借鑒的經驗很少，現在斷言中國崛起為時尚早”，“媒體不具備判斷中國是否崛起的權威”)。依次圍繞上述“事實”、“定義”、“品質”和“程序”這四個基本爭議點，我們可以有序、有力地構筑起與西方進行話語交鋒的陣地。

 

三、如何在對外交流中翻譯“中國崛起”

 

如前文所述，“崛”表示(如)短高之山慢慢從大地上突起高聳，是個穩健向上的動作，而用于描繪抽象動作時，表示“興起”，指符合主流價值觀的發展趨勢，因此漢語中的“崛起”是一個相當正面的詞語。然而，英文的“rise”卻給人以完全不同的聯想。在推崇競爭、信奉馬爾薩斯人口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化里，一國的崛起即對另一國的威脅，“rise”一詞在西方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負面聯想意義幾乎根深蒂固，即使在前面加上“peaceful”這樣的褒義詞，也于事無補。事實上，“崛起就是威脅”的觀念使得“peacefulrise”在西方成為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因此盡管我們竭力解釋，“peacefulrise”在西方仍然被當成是“共產主義的宣傳(commu．nistpropaganda)”、“過時的口號(oldslogan)”¨。美國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Mearshimer)甚至毫不掩飾對中國“和平崛起”論的不屑一顧，宣稱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另一位對中國較為友善的美國學者喬舒亞·雷默(JoshuaCooperRamo)也認為，國際社會本來就對中國不夠信任，在“rise”前加上“peaceful”之后，反而令國際社會更加不安，甚至會成為一些人用來印證中國缺乏可信度的依據，化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偏見。這些評論表明，“和平崛起”的說法缺乏對國際受眾基本的說服力。

 

鑒于“中國崛起”與“China’Srise”的不對稱性，我們不能根據英漢詞典或者國際流行說法就將“中國崛起”簡單地翻譯成“China’Srise”，或者將“和平崛起”翻譯成“peacefulrise”，而究竟應該如何翻譯，國內外已有不少有識之士提出了許多建議。例如，推出“軟性權力(softpower，國內通常譯為“軟實力”)”概念的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JosephNye)認為“China’Srise”這一說法并不恰當，“復興(revitalization)”也許更為確切；¨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2005年接受《財經》雜志獨家專訪時一再以“China’semergence”代替“China’srise”；2005年時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吳紅波認為“peacefuldevelopment”能更準確地反映中國的發展現狀和發展方略；中國人民大學博士、中央編譯局專職翻譯劉仁主張使用“China’SPeacefulDeveloping”以表示“正在崛起”以及“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含義；_l德國Bielefeld大學社會學博士生、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劉濤則從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根本性的變遷這一更廣的角度考慮，提出“中國政府應當考慮在重要國際場合提出南方躍升(TheRiseofSouth)的說法”，認為單單提“中國崛起”容易讓人感到中國人的文明中心主義和民族主義。如果能以宏大的視野提出“亞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說法，必將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反響，進而增進中國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領袖的親和力。

 

以上這些建議，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啟發和參考。由于翻譯十分復雜、靈活多變，具體選擇何種詞匯，取決于我們對目標受眾的重視、了解和影響，受眾是修辭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對于國家形象構筑尤其如此。正如雷默反復強調的那樣，“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并不重要，真正的關鍵在于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中國”。對“受眾”的認識不足，尤其是對跨文化受眾的認識不足，導致“外話內說”，以為外交話語就是國內話語的簡單翻譯，不講究因人因時因地制宜，這正是我們在對外交流中頻頻失誤的重要原因。

 

四、結語

 

“中國崛起”在我國對外交流中頻頻出現是我們缺乏修辭意識的體現，而“China’Srise”在國際話語里大行其道，體現的不僅是我們修辭意識的缺失，更是修辭能力的不足。在民間外交13益重要的全球化時代，在對內宣傳與對外宣傳的界限漸趨模糊的網絡信息時代，國內外的“中國崛起”言論經媒體力量的放大，完全有可能帶來更為不利的國際影響。因此，我們更有必要在不否定、不掩蓋我國自身發展成就的同時，實行語言表述上的韜光養晦，慎談“中國崛起”，多言“發展(development／growth)”，這將有助于我們塑造更為積極的中國形象。

 

[參考文獻]

[1]劉亞猛．追求象征的力量[M]．北京：三聯書店，2004：2，5．

[2]Andersen，Benedict．ImaginedCommunities[M]．London：Verso，1991：6．

[3][美]布魯斯·卡明斯．中國的崛起?[J]．劉智利，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3)：161—163．

[4]朱鋒．“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J]．美國研究，2005(3)：33—59．

[5]Perelman，Ch．，andL．Olbrechts—Tyteea．TheNewRhetoric[M]．NotreDame：UniversityofNotreDameUniversityPress，1969：l19．

[6]邱恒明．《龍象之爭》：慎談“中國崛起”[J]．資本市場，2008(3)：124．